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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做出各种预案。令明远感到震惊的是，这么有用的东西，率先想出来的，并不是他这个“穿越者”，而是本土人士，多才多艺的斜杠中年，六边形战士沈括！
明远一想到这里，就很佩服自己“偶遇”宋代名人的好运气。
他实在太过兴奋，索性一夜未眠，去旁边的刻印坊和夜班工人们一起，看着翌日的《杭州日报》一份份地被印刷出来，然后被送上前往杭州城的马车，在道路两侧明亮“路灯”的映照下，将这“新鲜出炉”的报纸送到城中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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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那份《出版计划》，明远和沈括很快就熟悉了。
沈括得到明远的建议，主动开始管理起妻子张氏的“期望值”，张氏很快便将《出版计划》和《分润协议》都批准了。
于是，沈括成了明远这刻印坊的“契约作家”，将文稿一份份地递出来，交给专门的编辑审核，然后付梓印刷。
这期间，明远与沈括经常相约在西湖边的茶亭内喝茶，一面观赏西湖风景，一面谈天说地。
明远对沈括在各种科技领域的深厚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沈括则对明远超人一筹的“见识”而惊异不已。两人都是相见恨晚。
这事被苏轼听说了之后，这位杭州通判顿时心痒不已，一旦处理完所有的公事下班，他就匆匆往西湖边赶。
“远之，存中，某一直想要安排你们认识。谁曾想你们自己就认识了。”
苏轼一进这间小小的茶亭就嚷嚷着。
明远耸耸肩：“谁让子瞻公您太忙，我们只好自己认识了。”
处理完高丽使臣的事务之后，苏轼就自动进入了“办公”模式，火力全开。
他的职务是杭州通判，问囚决狱是他的主要职责。前两年两浙路推行新法，造成的诉讼与下狱颇多，因此苏轼每天也有忙不完的公务。
直到傍晚来到西湖边与明远沈括饮茶，苏轼才有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感觉。
苏轼与沈括原本就是好友，而苏、沈两人，现在又都是明远的“忘年交”，三人坐在一起畅谈，别有一番乐趣。
苏轼听说沈括成了明远的“契约作家”，自然面露羡慕，突发奇想：“存中兄，你说，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府学里的学子，能以你存中兄写的书作为教材，朝廷科举取士，也考的是你写的书中内容？”
明远闻言，便大声鼓励沈括，将来写一本“教材”出来。
而沈括却连连摇头，苦笑着说：“不不不……我最拿的出手的大概是算学，但国家取士怎么可能考算学？经义才是取士要考的。”
苏轼的笑容立即变淡。
朝中新党已经于二月间宣布了要改革科举制度，诗赋文章不再作为考试内容，专考经义，只考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中的一经，兼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王安石父子编撰了《三经新义》，差不多就是标准教材，科考必备，除了这些之外，士子们再不需要读其它书籍，读书的范围，似乎比改革之前更窄了一些。
苏轼因此而感到十分沮丧，觉得这取士之策的改革，似乎矫枉过正，刚从嘉佑年间雕镂割裂的靡丽文风中掰过来，渐渐又拐进了另一条死胡同。
明远却笑着对沈括道：“存中兄何不考虑在府学中开课，教授算学。先教一阵，等到实践证明，这确实对国家有利，再上书改革，将算学加入考试之中呢？”
苏轼便笑道：“可见远之是横渠弟子了。”
明远点点头：的确，他们横渠弟子，才不管科举取士到底要考什么呢。
当初